医院这个科室“钱少BOB体育彩票官方入口、事多、脏累差”未来将走向何方?
发布时间:2023-01-08 15:45:57

  BOB体育彩票官方网站“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

  然而,医院里直接应对传染病的科室——感染性疾病科(下文简称感染科)的地位,却时常被排在末尾。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典传染病人数不断下降,很难为医院创收的感染科,常常被视为“鸡肋”科室。

  即便是2003年“非典”疫情后,原卫生部曾明令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设置感染性疾病科,但至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大部分医院仍频频曝出“感染科医生不够、病房太少、隔离条件缺乏”等问题。

  如武汉多家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感染科。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人道基金于2020年“武汉疫情”时资助感染医务人员最多的武汉 10 家医院中,有 5 家都没有感染科,其中就包括以 285 名医护感染位居榜首的、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在以效益为核心的现行评价体系下,感染科往往被边缘化,很多医院投入不够,部分医院甚至不设传染科,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感染科数量总体不足、感染科学科建设水平不高。”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世卫组织新发传染病临床诊治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主任、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卢洪洲告诉健康界。

  “除了医院的感染科,其他医院感染科的现状就是‘钱少、事多、脏累差’。”在知乎,一名自称是感染科初级医师的匿名用户在“感染科医生发展前景怎么样”的话题下写道。

  “学医的人都清楚,医院有两个科是最难的,没几个医生想去,一个是精神科,另外一个就是传染科。”北京某传染病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传染病专业的,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尤其是每经历一次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医学生们对感染科的恐惧就会上升。”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教授告诉健康界,BOB体育彩票官方入口主动报考感染科研究生的人极少,即便有些调剂到了感染科,毕业后也不会留在这个专业。

  从SARS到埃博拉病毒,再到新冠,突发性的传染病从未离我们远去;同时,一些曾经认为已经被彻底控制的经典传染病(如肺结核)又开始蠢蠢欲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作为直接与传染病搏斗的战场,感染科的发展何以至此?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2版)》已经把感染性疾病科医师占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当感染科医生数量与“国考”成绩直接挂钩,感染科及相关人才,能得到政府及医院的真正重视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感染科还叫“传染科”,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大环境下,这个科室的发展一度非常迅速。

  当时,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导致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频发,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传染病自建国后也一直高居居民死因首位。

  数据显示,1955年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感染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超过11万人因此死亡——其中麻疹是致死人数最高的,疟疾则是发病人数最高的。

  由此,传染病防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被提升到高度,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

  1955年,原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随后国内最早的一批传染科纷纷成立,仿照苏联“老大哥”,这个科室也成为与内科、外科同等的二级学科,给予优先照顾。

  如今享誉全国的上海华山医院、浙大一附院、北大一院、中大三院感染科和佑安医院、解放军302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传染病专科医院都在这段时间成立的。钟惠澜、林兆耆、吴朝仁、王季武、曹钟梁、钱悳等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专家,也都随后在各自单位担任院长或校长。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疫苗预防接种的推广,1987年,我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较建国初降低了74%,其中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发病率较前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恶性肿瘤首次跃居中国城市居民死因首位。

  而在这之前两年,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王爱霞诊断出了中国首例艾滋病人,轰动全国,促使这间中国最好的医院早早进入了慢性传染病防治研究的新领域。

  烈性传染病得以控制,感染人数与病死率不断下降,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传染科及医生来说,却并非“幸事”。

  1985年4月25日,原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获国务院批示同意,规定国家每年给予医院定额补贴,如若扣除各项医疗成本后医院有所增收,可自行分配,亏损则自行负担,医疗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由此开启。

  此后,经济性指标成为医院管理者对各科室考核的重要标准,并直接与人员奖金挂钩。同时,经济效益越好的科室还可以获得院方在购置设备、引进人才、海外交流上的更多支持,由此进一步提升科室的诊疗与收入水平,使强者越强,形成“正反馈”。

  “涨价是增加收入主要成分,我院只是提取批(发)零(售)差价。”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改革办公室主任黄永昌在回顾总结1983-1986年试点改革经验时写道。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被削弱,对公立卫生机构的财政补助随之减少,BOB体育彩票官方入口医院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强。

  当时,提升病床周转率、提高检验项目以及药品收费标准等,是提升经济效益的常规做法。但是,由于传染病发病率持续降低,导致就诊数量骤减,许多传染科不要说加大病床周转率,连病床使用率都达不到考核标准。

  如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70%的患者都是不明原因发热、疑难杂症,住院时间普遍在一个月以上,病床周转率低,“创收”也比较有限。好在院方重视感染科,不完全将奖金与效益挂钩,因此该院感染科医务人员收入尚可。

  收入减少的同时,成本却在增加。由于感染性疾病的特殊性,感染性疾病科在建筑布局、功能分区、部门洁污分区与分流、消毒隔离、医疗垃圾收集焚化、污废水汇集处理及水电消耗等方面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使感染科的运营成本明显高于其他科室。

  “尤其是县级医院,通常都以设置患者数量多的常规性、综合性科室为主,基本都没有单设传染病科。”卢洪洲说。

  “非典”过后,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须建立感染性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

  但多地实际并没有执行这项政策。如武汉多家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感染科。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人道基金资助感染医务人员最多的武汉10家医院中,有5家都没有感染科,其中就包括以285名医护感染位居榜首的、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即使设置了感染性疾病科的大部分医院,也不愿意投入太多经费,其发展往往落后于其他科室,业务用房陈旧、设备落后、功能不全。

  在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看来,北京市的情况同样并不乐观,他在2020年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候说:“据我了解,目前北京市综合医院里只有协和、北大一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有成建制的感染科,301和北京医院完全没有感染科,中日友好和其他很多医院都是发热门诊改的。”

  直至新冠疫情暴发后,有的医院依旧是医生和患者走同一通道,有的医院因建设较早,不符合隔离条件。有的医院曾建一部分标准隔离病房,但在此次疫情中,远远不够,面对激增的患者,只能将其他病房改造,腾出床位。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登陆武汉,当时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远远不够,医院从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妇产科等科室抽掉了大量医护人员来我们科。”武汉协和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告诉健康界,这些人都没有传染病防控的知识,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

  《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近两年来乙肝新发人数基本均维持在100万以上,总共约有1.2亿人携带乙型肝炎病毒,为感染科带来庞大病源。大部分感染科以此为主营业务,几乎可以等同于肝病科。

  “直到目前,我们医院效益最好的科室仍然是肝病相关的科室。”北京某传染病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王唯的专业是艾滋病防治。

  然而,这种景象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乙肝疫苗的普遍接种,以及母婴传播的阻断,可以预见乙肝这一感染人数最多的传染病必将消弭——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已从2006年的0.96%,降到2015年的0.32%。

  作为一项收不抵支的“赔本买卖”,感染科在医院的地位可想而知。与之相伴随的,是科室工作人员的感受与待遇也处于弱势。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2016年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21个省份的156家二医院的1071名感染科医生中,只有12%年收入超过9万7350元,81%以上的受访医生表示工作压力很大,主治医师中有40%年收入不足4万8675元,这意味着,月薪不足4千。

  而2019年“医库”对1888名中国医生的收入调查显示,感染科医生收入在所有科室中排名垫底,平均年薪5.5万元(月薪不足5千)。

  “提到待遇,传染科往往是医院里收入垫底的科室,所以想从待遇方面有所提升的同行,最好不要选择感染科。”株洲市二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李平在知乎上回答道。

  要知道,感染性疾病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感染科接待的都是感染性疾病以及突发病情的患者,职业暴露风险高,对相关人员的专业性要求高,日常工作压力也大。

  “而且这个岗位不是特别体面,出去跟别人说自己是治传染病的,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别人会误认为你是传染病原携带者。”王唯说,自他从医以来,感染科一直是医学生最不喜欢的专业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待遇偏低,工作环境差,有些人嫌危险、脏。

  “恐惧”是大部分人对传染病科及医生的感觉。易建华还记得,非典的时候,他被抽调到隔离病房,当时去评估一个病人是不是非典,后来发现不是,要到卫生厅进行汇报。“当时介绍完我的身份之后,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立马就跳起来走了。”

  工作的特殊性、科室的运营状况、个人收入……各方面都没有吸引力的感染科,由此陷入了“被嫌弃”的处境。

  “实话实说,考研的时候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这个专业的,大部分都是被调剂过来的。”王唯说,当时他就是被调剂到感染科的,为了北京户口留了下来,“当初跟我一起进到这个科室的一大半人都转行了”。

  哪怕在排名第一的协和医院,情况也是如此。“我当年本来想报心血管内科的研究生,奈何仅有一个指标,最终服从分配进了感染科。”李太生回忆道。

  实际上,那些调剂到感染科的人,毕业后大多也不会留在感染科。“我带的好几个学生,从感染科毕业后,有去消化科的、科的,还有去妇产科做B超医生的,有一个学生经我介绍,本来确定要一家大医院的感染科,都在体检环节了,由于他的妈妈不同意,他后来去了一家小医院的消化科。”易建华说。

  易建华原本考的是眼科的研究生,考研失败后,他在检验科工作了5年,但是一直想回临床,随后抓住机会进了感染科。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病科主任王贵强曾对媒体表示,其科室已经至少12年没有再进过新人。北京的大三甲医院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其他城市、其他等级医院。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病毒性肝炎是唯一的业务增长点,大部分感染科的医务人员每天接触到的几乎都是肝病患者,BOB体育彩票官方入口很多医院在感染科基础上成立了规模庞大的肝病中心。

  “尤其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才和能力,面临严重不足。”卢洪洲认为,新突发传染病诊断、治疗等均需要较高的要求,目前感染科的学科建设水平普遍不高,无法满足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2版)》已经把感染性疾病科医师占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当感染科医生数量与“国考”成绩直接挂钩,政策重压下,感染科的地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能否以好转?

  这背后更为关键的是,未来,感染科将走向何方?毕竟,只有找准了发展方向和定位,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才有奔头。